if_chf24
08-31-2006, 12:52 PM
This is a reading report that I have recently written. Your comments are very welcome....
希伯來精神體現在中國：
施約瑟（S.I.J. Schereschewsky）與他的官話《舊約全書》
讀書報告
書名：“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 S.I.J.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作者：Irene Eber
出版年份：1999
出版社：Brill
出版地點：Leiden; Boston; Köln.
ISBN: 90-04-11266-9
一
生平
也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故事，我們耳熟能詳；也許，理雅各(James Legge) (1)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2) 的事業，我們不會陌生。但若我告訴你，中國教會史上曾有一位猶太人出任上海聖公會主教，他創辦了上海聖約翰書院（後來發展成大學），並且是第一個把舊約聖經直接從希伯來原文翻譯成官話（國語／白話文／普通話）的學者，你可能想了半天，也猜不到是誰。對今天的華人基督徒來說，施約瑟（Schereschewsky）肯定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施約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b. 6(or21)/5/1831; d.15/10/1906)生於俄羅斯帝國內，立陶宛西南一個叫Taurage的小鎮上的一個猶太人家庭，自幼喪考妣，由同父異母的兄弟（父親前妻之子）撫養。其時，帝俄治下的猶太子弟，求學選擇有三：正統猶太教學校(Yeshiva)、世俗的中學(gymnasium)，以及受政府資助的猶太學校。後者包括三所改革派拉比學校。(p.19-24)
十九世紀是革命浪潮風起雲湧，啟蒙思想直捲歐洲的年代。歐洲的猶太人社群也經歷了一場猶太的啟蒙運動(Haskalah)，大旗手是德國猶太人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Haskalah運動的中心思想如下：對猶太宗教法(halakha)的歷史發展的意識有所改變；引入新方法重新研究聖經，並對猶太法典的決疑法(Talmudic casuistry)提出批評；重新強調希伯來文及其在世俗的應用；以及重新評估猶太人所身處的非猶太社會之文化。(p.1-2)上述的改革派猶太學校是Haskalah思想進入帝俄猶太人社群的橋頭堡，而正統猶太人則視之為叛教的踏腳石：叛教可以是走向世俗化，也可以是歸皈基督教。(p.23,29)
在1848至52年間，施約瑟就讀於Zhitomir的拉比學校。他第一次接觸新約聖經，很有可能就是在Zhitomir(p.30)，但可以肯定的是，當他在1852年前往德國Breslau大學求學時，他真正接觸了希伯來基督教(Hebrew Christianity；Hebrew Christians泛指信耶穌的猶太人及向猶太人傳福音的基督教傳教士，他們活在兩個社群的邊緣。今天他們多自稱Messianic Jews〔信耶穌是彌賽亞的猶太人〕)。Breslau大學更正教神學系的希伯來文講師Henricus Christophilus Neumann (1778-1865)本身就是一個猶太人基督徒。(p.33)希伯來基督教的要旨是：一個猶太人信耶穌，除了猶太法典(Talmud)外，不用放棄任何猶太的戒命(Jewish commandments; mitzvot)，甚至洗禮前或洗禮後，也不用加入教會。(p.34)
在1854年，施約瑟抵達美國紐約開始新的生活。他是在1855年四月二日，與一班希伯來基督徒一同守逾越節晚餐(Passover Seder)時，決志信主的：
[施約瑟的]頭慢慢垂下，雙手掩面……而他的每一分神情都像一個心緒深深地被攪動著的人一樣。然後，他的嘴裡念念有詞，在默默的祈禱。最後，他抬起頭來，以帶點〔激動的〕情緒的聲音說：「我不能再否認我的主了。我願付上代價跟隨主（I will follow Him without the camp (3) ）。」(4) (p.49)
施約瑟在美國可以選擇在猶太人社群中生活，但他沒有。Eber認為原因有二：一）他受過高等教育，不甘心在美國做裝玻璃工人（其時有不少來自德國的猶太人在紐約幹這活）；二）他的朋友同伴。在他這段思想和情緒發展的成形期(formative stage)，他最要好的朋友都是希伯來基督徒。他們都是有理想的人，又很樂意幫助他，但要幫他進入高等院校(college)或神學院(seminary)，他最後決定歸皈基督教是必須的。(p.49)
他在1856年入讀紐約州Allegheny City的長老宗的西方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1857年向長老會差會(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申請當海外傳教士被拒，後轉往紐約市的聖公會神學院(Episcopal General Theological Sminary)繼續神學訓練。1859年獲接納加入為聖公會海外傳教士，同年七月七日被按立為會吏(deacon)，一週後啟程前往上海。從此，他開始了他的傳道譯經生涯。(p.50-57)
施約瑟在上海生活了大約三年(1859-1862)，除了一般的傳道工作外，他全力學習中文，包括了上海話、官話（也就是民國的國語、共和國的普通話）和文言文。他的語言天賦，在來華初期，已被主教和其他傳教士賞識。來華不足四個月，他已發現，要學好中文，實質上等於要學兩三種語言。他與其他傳教士不同的是，除了學習當地方言（上海話）外，他力主要學好官話。由於在1859年，北方還沒有對外國人開放，西方傳教士只能在香港、澳門和五個通商口岸活動，因此大部份傳教士都只學習當地方言，很少人想到為何要學北方的方言。但Schereschewsky看到官話是全中國的官員、商人和文人之間的語言，若不想把自己永遠困在南方，學官話是必須的。另外，他也明白學習文言文的重要性，若讀不懂中國的文史典籍，根本就沒法明白中國人的思想，更沒法與士大夫溝通。正如使徒保羅對猶太人作猶太人，對希臘人作希臘人，那麼傳教士就必須將基督的信息用中國的文化辭彙表達出來(the missionary must bring the Christian message in the Chinese idiom)。(p.68-70)
當第二次中英戰爭（或作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中國容許西方國家使節駐京後，施約瑟就把握機會，請求主教讓他前往北京，結果他一住十二年(1862-1874)。如果論傳教佈道，他是失敗的，入京九年後，他也只為三個中國人施過洗。他發現自己沒有佈道家的口才，無疑這是他專注翻譯舊約聖經的主因。(p.95)他在1868年與英國女傳教士Susan M. Waring(1837-1909)結婚，育有一子一女。(p.102-3)
1864年，施約瑟與Henry Blodget、John Burdon和Joseph Edkins組成了北京翻譯委員會(The Peking Translation Committee)，開始把聖經譯成官話。當時流通的聖經譯本，不是文言文（如在1852-3年出版的委辦譯本，Delegates’ Version），就是用南方方言寫的（如廣東話、客家話和寧波話等），沒有一本是用北方方言寫成的。(p.107-9)今天，我們或許會覺得沒什麼特別，但那時是十九世紀中葉，距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有五十五年。雖然宋人的語錄，明清的小說，也或多或少是用北方方言寫成，但把宗教經典譯成官話，這是第一次。所以可以說，聖經翻譯對後來的白話文運動是有一定的前驅作用。
他們先從新約著手翻譯，但很快大家都覺得，由希伯來文最流利的施約瑟專注舊約翻譯，是最好的分工：
他們〔其他譯者〕告訴我，將舊約譯成人口最多的帝國的活生生的語言是特別交付給我的責任，而直至這項工作完成為止，我應視之為我在這個國家的特殊召命，而……靠著天主的幫助，我……將會對在華的傳教事業作出莫大的貢獻。(p.112)
在此可見，他的猶太人背景，非但沒有對他構成阻礙（他的同事沒有排猶），反而成就了他的譯經事業。(p.112)完整的新約和舊約北京官話譯本分別在1872年和1874年出版。(p.119)
1875年施約瑟與妻室同回美國，為他計劃在上海籌建的學院募捐。當時在華的傳教士的工作著重佈道，辦學只有中小學。開辦基督教高等院校的想法，其實某程度上是要到了二十世紀初，傳教士反思一般傳道方法之失敗後而來的。施約瑟在當時可謂超前了他的時代，這也與他相信基督教在華若要成功發展，唯靠中國的教牧同工有關。(p.124-5)
1877年十月三十一日，施約瑟在紐約下曼克頓恩典堂(Grace Church)被祝聖為上海的傳教士主教(“Missionary Bishop of Shanghai”)(5)(p.xiii, 125-9)。 在1878年七月，他在回上海的旅程上，順道以上海主教身份，出席在倫敦舉行的普世聖公宗藍柏會議(Lambeth Conference)。(p.129)
回到上海後，他就著手籌建聖約翰書院。1879年四月十四日（復活節星期一），舉行奠基禮；同年九月非正式地開學，有十名老師（美籍華籍各半）及62名學生。書院的六年課程分預備(preparatory)、神學(theology)和專上學院(college)(6)，有可能是施約瑟參考自己在Zhitomir讀書的經驗而來的（Zhitomir的課程分預備、拉比和教師三部份）。(p.134-5)
可是，主教的職位並不適合施約瑟的性格。他很會思考，很有學問，但不善於協調教會內不同的意見，他對自己的見解非常執著。認同他的人，會覺得他是個很諄厚的學者；反對他的人，會覺得他很高傲。結果，他與某些傳教士就教會和學校的事工發展大起爭執，因而感動心力交瘁。(p.137-142)
1881年夏天，他去武漢視察當地教會發展。由於當地天氣非常嚴熱，在八月十二日，施約瑟嚴重中暑(7) ，發高燒，痙攣，不省人事。幾天後，他終於退燒，醒了過來。八月二十三日，乘船回上海休養。自此，他四肢行動不便，連說話也受影響。由於康復緩慢，他最後決定前往歐洲就醫。1882年三月，舉家乘船前往法國。自此，他有十三年不在中國。他先在瑞士居住了四年，之後有五年分別在美國費城、紐約州北部及新罕布什爾州居住，最後在麻省劍橋住了四年。他在1883年向教會請辭主教之職，但他仍保留其教會傳教士的身份。太太無微不至的照顧、他的基督信仰與猶太傳統，使他堅持下去。雖然試了各種各樣的療法而不見果效，但他的精神和情緒卻漸漸穩定過來，他也慢慢重拾起昔日活躍的思想和對學術的熱情。(p.142-6)
令我們驚訝的是，他以如此患病之軀，竟從1887年夏天開始，著手修訂其官話舊約聖經。由於他已不能再執筆寫字，身邊又沒有中國人出任秘書，他只能把中文字羅馬拼音化，自己用右手的中指，或拳頭手握棒子，在其打字機上，逐個字母地，把修訂稿逐字打出來。他每天上午九時開始工作至正午，午餐後由下午一時十五分工作至五時或五時半。他的兒子回憶道：「〔父親有〕巨大的專注力，逐件事情去做，直至完成為止，沒有事可以令他分心──〔簡直是〕忘卻萬事……」。他在1888年完成官話舊約聖經的修訂；1894年完成新約聖經的淺文理譯本(literary Chinese) 。(8)(p.146-9)
與此同時，1890年在上海舉行的全中國基督教傳教士大會(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議決以委員會集體翻譯的方式，重新譯經，以期出版一個各更正教宗派都認可接受的譯本，是為「和合本」(Union Version)。和合本有三個版本：官話（國語）、淺文理和深文理，由三個委員會分別負責。可惜的是，大會對由施約瑟等譯的北京官話譯本肯定不足，又沒有委任他入執行委員會或三個翻譯委員會之一，只授之以通訊成員(corresponding member)一職，施約瑟憤而拒之。他覺得大會決定要重譯官話聖經，表示大家不接納他的譯本，即使大會以他的譯本作為官話和合本的藍本。他認為委員會裡沒有人在希伯來文的詣藝比得上他；以委員會集體翻譯而成的和合本無法超越他的譯本，而且需時很久才能完成。這一切都使他更有決心要完成他的工作。(p.149-153)
1895年施約瑟夫婦告別美國，帶著女兒和那用羅馬字拼音打出來的淺文理譯本和修訂官話譯本回上海去，他們決心這一去就永不回來。回到上海，在他的指導下，中國同工開始將文稿從羅馬字母抄寫成漢字。在美國聖經公會的John R. Hykes的遊說下，他們在1897年搬家去日本東京，因為那兒的聖經印刷比當時中國的來得便宜和有效率。最後，他的官話舊約聖經和淺文理新舊約全書分別於1899年和1902年在東京印行。(p.153-160)
但老先生的心願還未了結，在1903年他又有新的計劃：為官話和淺文理譯本製作串珠註釋版(reference Bibles) (9)；完成統一兩個譯本的用詞譯法；並修訂官話新約譯本。在1906年十月十五日他安息主懷前，他已差不多完成了以上的計劃。(p.160)
可以說，聖經翻譯是施約瑟的生命線，賦與他作為猶太人和基督徒的雙重身份的存在意義。(p.155)在他身上，這兩個身份奇妙地結合在一起。對他來說，信耶穌，並不是放棄作為猶太人。他的猶太身份，反而成為他一生偉大事業的資產。(p.242-4)而他繼美國之後，選擇中國成為他第二個自我歸化的國度(adopted country)，花大半生的心力，鑽研中國語言和文化，最後以其傳世的官話舊約聖經譯本貢獻中國。我敢說，他用他的一生實踐了基督信仰在華的inculturation，將希伯來精神活現在神州大地上。
(1) 參考Norma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 參考Andrew F. Walls著, ‘The Multiple Conversions of Timothy Richards: A Paradigm of Missionary Experience’, in 氏著“The Cross-Cultural Process in Christianity History”. (Edinburgh: T&T Clark, and Maryknoll, NY: Orbis, 2002)
(3) 直譯是：我會跟隨主到營外去。典出新約希伯來書十三章十一至十四節：(和合本)「11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12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13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14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King James Version) “11 For the bodies of those beasts, whose blood is brought into the sanctuary by the high priest for sin, are burned without the camp. 12 Wherefore Jesus also, that he might sanctify the people with his own blood, suffered without the gate. 13 Let us go forth therefore unto him without the camp, bearing his reproach. 14 For here have we no continuing city, but we seek one to come.” “Without the camp”是舊英語用法，相當於“outside the camp”（參考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和New King James Version）。
(4) [Schereschewsky’s] head slowly dropped into his hands… and he gave every appearance of a person deeply stirred. Then his lips moved in silent prayer. At last he rose, and in a voice stilled with emotion, said, “I can no longer deny my Lord. I will follow Him without the camp.” 原書註：Muller, Apostle to China, p.32. Muller’s account is based on that of an eyewitness who presumably told it to the Rev. Louis Meyer who published the account in The Jewish Era, July 1903.
(5) 當日在祝聖禮上賓夕凡尼亞主教的講道，我們華人信徒會很有共鳴。他提醒傳教士要小心，切莫摧毀中國的民族特性，亦不要將中國的基督徒「洋化」(“foreignize”)。不要帶他們放棄熟悉的風俗習慣，或使他們拒絕他們的衣著、飲食或家庭。反之，傳教士一定要為完成一個中國的基督教(a Chinese Christianity)而奮鬥，因為只有一個屬於中國的教會和一班中國的神職人員才會最終達致成功的。他所說的，正正就是二十世紀以來，我們提倡的教會和神學的本色化和處境化。(p.xiii)
(6) 按：這些中文名稱，是我按英文譯過來的，但當時人所用的譯法，我不清楚。
(7) 這個診斷是施約瑟的兒子約瑟(Joseph)，後來成為醫生之後提出的。病發時，醫生的診斷不一。
(8) 當時人將文言文分作淺文理和深文理；英語分別譯作：literary Chinese和classical Chinese。
(9) 也就是在經文旁邊附上簡短解釋（註釋），或參照平行對應的經文（串珠）。
本讀書報告的版權歸if_chf24所有，如欲轉載，請先得到我的同意。
希伯來精神體現在中國：
施約瑟（S.I.J. Schereschewsky）與他的官話《舊約全書》
讀書報告
書名：“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 S.I.J.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作者：Irene Eber
出版年份：1999
出版社：Brill
出版地點：Leiden; Boston; Köln.
ISBN: 90-04-11266-9
一
生平
也許，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戴德生(Hudson Taylor)的故事，我們耳熟能詳；也許，理雅各(James Legge) (1)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2) 的事業，我們不會陌生。但若我告訴你，中國教會史上曾有一位猶太人出任上海聖公會主教，他創辦了上海聖約翰書院（後來發展成大學），並且是第一個把舊約聖經直接從希伯來原文翻譯成官話（國語／白話文／普通話）的學者，你可能想了半天，也猜不到是誰。對今天的華人基督徒來說，施約瑟（Schereschewsky）肯定是一個陌生的名字。
施約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b. 6(or21)/5/1831; d.15/10/1906)生於俄羅斯帝國內，立陶宛西南一個叫Taurage的小鎮上的一個猶太人家庭，自幼喪考妣，由同父異母的兄弟（父親前妻之子）撫養。其時，帝俄治下的猶太子弟，求學選擇有三：正統猶太教學校(Yeshiva)、世俗的中學(gymnasium)，以及受政府資助的猶太學校。後者包括三所改革派拉比學校。(p.19-24)
十九世紀是革命浪潮風起雲湧，啟蒙思想直捲歐洲的年代。歐洲的猶太人社群也經歷了一場猶太的啟蒙運動(Haskalah)，大旗手是德國猶太人Moses Mendelssohn (1729-1786)。Haskalah運動的中心思想如下：對猶太宗教法(halakha)的歷史發展的意識有所改變；引入新方法重新研究聖經，並對猶太法典的決疑法(Talmudic casuistry)提出批評；重新強調希伯來文及其在世俗的應用；以及重新評估猶太人所身處的非猶太社會之文化。(p.1-2)上述的改革派猶太學校是Haskalah思想進入帝俄猶太人社群的橋頭堡，而正統猶太人則視之為叛教的踏腳石：叛教可以是走向世俗化，也可以是歸皈基督教。(p.23,29)
在1848至52年間，施約瑟就讀於Zhitomir的拉比學校。他第一次接觸新約聖經，很有可能就是在Zhitomir(p.30)，但可以肯定的是，當他在1852年前往德國Breslau大學求學時，他真正接觸了希伯來基督教(Hebrew Christianity；Hebrew Christians泛指信耶穌的猶太人及向猶太人傳福音的基督教傳教士，他們活在兩個社群的邊緣。今天他們多自稱Messianic Jews〔信耶穌是彌賽亞的猶太人〕)。Breslau大學更正教神學系的希伯來文講師Henricus Christophilus Neumann (1778-1865)本身就是一個猶太人基督徒。(p.33)希伯來基督教的要旨是：一個猶太人信耶穌，除了猶太法典(Talmud)外，不用放棄任何猶太的戒命(Jewish commandments; mitzvot)，甚至洗禮前或洗禮後，也不用加入教會。(p.34)
在1854年，施約瑟抵達美國紐約開始新的生活。他是在1855年四月二日，與一班希伯來基督徒一同守逾越節晚餐(Passover Seder)時，決志信主的：
[施約瑟的]頭慢慢垂下，雙手掩面……而他的每一分神情都像一個心緒深深地被攪動著的人一樣。然後，他的嘴裡念念有詞，在默默的祈禱。最後，他抬起頭來，以帶點〔激動的〕情緒的聲音說：「我不能再否認我的主了。我願付上代價跟隨主（I will follow Him without the camp (3) ）。」(4) (p.49)
施約瑟在美國可以選擇在猶太人社群中生活，但他沒有。Eber認為原因有二：一）他受過高等教育，不甘心在美國做裝玻璃工人（其時有不少來自德國的猶太人在紐約幹這活）；二）他的朋友同伴。在他這段思想和情緒發展的成形期(formative stage)，他最要好的朋友都是希伯來基督徒。他們都是有理想的人，又很樂意幫助他，但要幫他進入高等院校(college)或神學院(seminary)，他最後決定歸皈基督教是必須的。(p.49)
他在1856年入讀紐約州Allegheny City的長老宗的西方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1857年向長老會差會(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申請當海外傳教士被拒，後轉往紐約市的聖公會神學院(Episcopal General Theological Sminary)繼續神學訓練。1859年獲接納加入為聖公會海外傳教士，同年七月七日被按立為會吏(deacon)，一週後啟程前往上海。從此，他開始了他的傳道譯經生涯。(p.50-57)
施約瑟在上海生活了大約三年(1859-1862)，除了一般的傳道工作外，他全力學習中文，包括了上海話、官話（也就是民國的國語、共和國的普通話）和文言文。他的語言天賦，在來華初期，已被主教和其他傳教士賞識。來華不足四個月，他已發現，要學好中文，實質上等於要學兩三種語言。他與其他傳教士不同的是，除了學習當地方言（上海話）外，他力主要學好官話。由於在1859年，北方還沒有對外國人開放，西方傳教士只能在香港、澳門和五個通商口岸活動，因此大部份傳教士都只學習當地方言，很少人想到為何要學北方的方言。但Schereschewsky看到官話是全中國的官員、商人和文人之間的語言，若不想把自己永遠困在南方，學官話是必須的。另外，他也明白學習文言文的重要性，若讀不懂中國的文史典籍，根本就沒法明白中國人的思想，更沒法與士大夫溝通。正如使徒保羅對猶太人作猶太人，對希臘人作希臘人，那麼傳教士就必須將基督的信息用中國的文化辭彙表達出來(the missionary must bring the Christian message in the Chinese idiom)。(p.68-70)
當第二次中英戰爭（或作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中國容許西方國家使節駐京後，施約瑟就把握機會，請求主教讓他前往北京，結果他一住十二年(1862-1874)。如果論傳教佈道，他是失敗的，入京九年後，他也只為三個中國人施過洗。他發現自己沒有佈道家的口才，無疑這是他專注翻譯舊約聖經的主因。(p.95)他在1868年與英國女傳教士Susan M. Waring(1837-1909)結婚，育有一子一女。(p.102-3)
1864年，施約瑟與Henry Blodget、John Burdon和Joseph Edkins組成了北京翻譯委員會(The Peking Translation Committee)，開始把聖經譯成官話。當時流通的聖經譯本，不是文言文（如在1852-3年出版的委辦譯本，Delegates’ Version），就是用南方方言寫的（如廣東話、客家話和寧波話等），沒有一本是用北方方言寫成的。(p.107-9)今天，我們或許會覺得沒什麼特別，但那時是十九世紀中葉，距五四新文化運動還有五十五年。雖然宋人的語錄，明清的小說，也或多或少是用北方方言寫成，但把宗教經典譯成官話，這是第一次。所以可以說，聖經翻譯對後來的白話文運動是有一定的前驅作用。
他們先從新約著手翻譯，但很快大家都覺得，由希伯來文最流利的施約瑟專注舊約翻譯，是最好的分工：
他們〔其他譯者〕告訴我，將舊約譯成人口最多的帝國的活生生的語言是特別交付給我的責任，而直至這項工作完成為止，我應視之為我在這個國家的特殊召命，而……靠著天主的幫助，我……將會對在華的傳教事業作出莫大的貢獻。(p.112)
在此可見，他的猶太人背景，非但沒有對他構成阻礙（他的同事沒有排猶），反而成就了他的譯經事業。(p.112)完整的新約和舊約北京官話譯本分別在1872年和1874年出版。(p.119)
1875年施約瑟與妻室同回美國，為他計劃在上海籌建的學院募捐。當時在華的傳教士的工作著重佈道，辦學只有中小學。開辦基督教高等院校的想法，其實某程度上是要到了二十世紀初，傳教士反思一般傳道方法之失敗後而來的。施約瑟在當時可謂超前了他的時代，這也與他相信基督教在華若要成功發展，唯靠中國的教牧同工有關。(p.124-5)
1877年十月三十一日，施約瑟在紐約下曼克頓恩典堂(Grace Church)被祝聖為上海的傳教士主教(“Missionary Bishop of Shanghai”)(5)(p.xiii, 125-9)。 在1878年七月，他在回上海的旅程上，順道以上海主教身份，出席在倫敦舉行的普世聖公宗藍柏會議(Lambeth Conference)。(p.129)
回到上海後，他就著手籌建聖約翰書院。1879年四月十四日（復活節星期一），舉行奠基禮；同年九月非正式地開學，有十名老師（美籍華籍各半）及62名學生。書院的六年課程分預備(preparatory)、神學(theology)和專上學院(college)(6)，有可能是施約瑟參考自己在Zhitomir讀書的經驗而來的（Zhitomir的課程分預備、拉比和教師三部份）。(p.134-5)
可是，主教的職位並不適合施約瑟的性格。他很會思考，很有學問，但不善於協調教會內不同的意見，他對自己的見解非常執著。認同他的人，會覺得他是個很諄厚的學者；反對他的人，會覺得他很高傲。結果，他與某些傳教士就教會和學校的事工發展大起爭執，因而感動心力交瘁。(p.137-142)
1881年夏天，他去武漢視察當地教會發展。由於當地天氣非常嚴熱，在八月十二日，施約瑟嚴重中暑(7) ，發高燒，痙攣，不省人事。幾天後，他終於退燒，醒了過來。八月二十三日，乘船回上海休養。自此，他四肢行動不便，連說話也受影響。由於康復緩慢，他最後決定前往歐洲就醫。1882年三月，舉家乘船前往法國。自此，他有十三年不在中國。他先在瑞士居住了四年，之後有五年分別在美國費城、紐約州北部及新罕布什爾州居住，最後在麻省劍橋住了四年。他在1883年向教會請辭主教之職，但他仍保留其教會傳教士的身份。太太無微不至的照顧、他的基督信仰與猶太傳統，使他堅持下去。雖然試了各種各樣的療法而不見果效，但他的精神和情緒卻漸漸穩定過來，他也慢慢重拾起昔日活躍的思想和對學術的熱情。(p.142-6)
令我們驚訝的是，他以如此患病之軀，竟從1887年夏天開始，著手修訂其官話舊約聖經。由於他已不能再執筆寫字，身邊又沒有中國人出任秘書，他只能把中文字羅馬拼音化，自己用右手的中指，或拳頭手握棒子，在其打字機上，逐個字母地，把修訂稿逐字打出來。他每天上午九時開始工作至正午，午餐後由下午一時十五分工作至五時或五時半。他的兒子回憶道：「〔父親有〕巨大的專注力，逐件事情去做，直至完成為止，沒有事可以令他分心──〔簡直是〕忘卻萬事……」。他在1888年完成官話舊約聖經的修訂；1894年完成新約聖經的淺文理譯本(literary Chinese) 。(8)(p.146-9)
與此同時，1890年在上海舉行的全中國基督教傳教士大會(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議決以委員會集體翻譯的方式，重新譯經，以期出版一個各更正教宗派都認可接受的譯本，是為「和合本」(Union Version)。和合本有三個版本：官話（國語）、淺文理和深文理，由三個委員會分別負責。可惜的是，大會對由施約瑟等譯的北京官話譯本肯定不足，又沒有委任他入執行委員會或三個翻譯委員會之一，只授之以通訊成員(corresponding member)一職，施約瑟憤而拒之。他覺得大會決定要重譯官話聖經，表示大家不接納他的譯本，即使大會以他的譯本作為官話和合本的藍本。他認為委員會裡沒有人在希伯來文的詣藝比得上他；以委員會集體翻譯而成的和合本無法超越他的譯本，而且需時很久才能完成。這一切都使他更有決心要完成他的工作。(p.149-153)
1895年施約瑟夫婦告別美國，帶著女兒和那用羅馬字拼音打出來的淺文理譯本和修訂官話譯本回上海去，他們決心這一去就永不回來。回到上海，在他的指導下，中國同工開始將文稿從羅馬字母抄寫成漢字。在美國聖經公會的John R. Hykes的遊說下，他們在1897年搬家去日本東京，因為那兒的聖經印刷比當時中國的來得便宜和有效率。最後，他的官話舊約聖經和淺文理新舊約全書分別於1899年和1902年在東京印行。(p.153-160)
但老先生的心願還未了結，在1903年他又有新的計劃：為官話和淺文理譯本製作串珠註釋版(reference Bibles) (9)；完成統一兩個譯本的用詞譯法；並修訂官話新約譯本。在1906年十月十五日他安息主懷前，他已差不多完成了以上的計劃。(p.160)
可以說，聖經翻譯是施約瑟的生命線，賦與他作為猶太人和基督徒的雙重身份的存在意義。(p.155)在他身上，這兩個身份奇妙地結合在一起。對他來說，信耶穌，並不是放棄作為猶太人。他的猶太身份，反而成為他一生偉大事業的資產。(p.242-4)而他繼美國之後，選擇中國成為他第二個自我歸化的國度(adopted country)，花大半生的心力，鑽研中國語言和文化，最後以其傳世的官話舊約聖經譯本貢獻中國。我敢說，他用他的一生實踐了基督信仰在華的inculturation，將希伯來精神活現在神州大地上。
(1) 參考Norma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2) 參考Andrew F. Walls著, ‘The Multiple Conversions of Timothy Richards: A Paradigm of Missionary Experience’, in 氏著“The Cross-Cultural Process in Christianity History”. (Edinburgh: T&T Clark, and Maryknoll, NY: Orbis, 2002)
(3) 直譯是：我會跟隨主到營外去。典出新約希伯來書十三章十一至十四節：(和合本)「11原來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帶入聖所作贖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燒在營外。12所以耶穌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聖，也就在城門外受苦。13這樣，我們也當出到營外，就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14我們在這裡本沒有常存的城，乃是尋求那將來的城。」(King James Version) “11 For the bodies of those beasts, whose blood is brought into the sanctuary by the high priest for sin, are burned without the camp. 12 Wherefore Jesus also, that he might sanctify the people with his own blood, suffered without the gate. 13 Let us go forth therefore unto him without the camp, bearing his reproach. 14 For here have we no continuing city, but we seek one to come.” “Without the camp”是舊英語用法，相當於“outside the camp”（參考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和New King James Version）。
(4) [Schereschewsky’s] head slowly dropped into his hands… and he gave every appearance of a person deeply stirred. Then his lips moved in silent prayer. At last he rose, and in a voice stilled with emotion, said, “I can no longer deny my Lord. I will follow Him without the camp.” 原書註：Muller, Apostle to China, p.32. Muller’s account is based on that of an eyewitness who presumably told it to the Rev. Louis Meyer who published the account in The Jewish Era, July 1903.
(5) 當日在祝聖禮上賓夕凡尼亞主教的講道，我們華人信徒會很有共鳴。他提醒傳教士要小心，切莫摧毀中國的民族特性，亦不要將中國的基督徒「洋化」(“foreignize”)。不要帶他們放棄熟悉的風俗習慣，或使他們拒絕他們的衣著、飲食或家庭。反之，傳教士一定要為完成一個中國的基督教(a Chinese Christianity)而奮鬥，因為只有一個屬於中國的教會和一班中國的神職人員才會最終達致成功的。他所說的，正正就是二十世紀以來，我們提倡的教會和神學的本色化和處境化。(p.xiii)
(6) 按：這些中文名稱，是我按英文譯過來的，但當時人所用的譯法，我不清楚。
(7) 這個診斷是施約瑟的兒子約瑟(Joseph)，後來成為醫生之後提出的。病發時，醫生的診斷不一。
(8) 當時人將文言文分作淺文理和深文理；英語分別譯作：literary Chinese和classical Chinese。
(9) 也就是在經文旁邊附上簡短解釋（註釋），或參照平行對應的經文（串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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