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不染
04-02-2006, 11:01 AM
探索一個平行的世界：
在我們的文化裡，為何「福音派」這個詞對這麼多人構成威脅？
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
陳錦輝譯
差不多有十年了，我一直參加一個讀書小組，這個讀書組裡都是芝加哥大學的人。大部份時間，我們都在讀當代小說，當中我們比較喜好那些跟芝大有聯繫的作家（如羅斯、貝婁、柯慈[1]等）。這小組有一位馬克斯主義傾向的哲學教授、一位兒童發展專家、一位配藥學研究員、一位神經學家及一位律師。
我在這些聚會中感到驚奇，同一本書竟能激發眾多差天共地的感想回應。然而，談過不同想法後，客廳的對話幾乎總是回到政治議題上。雖然我住在一個支持共和黨的州裡，但幾乎所有我的書友都是自由民主派的，除了一位朋友——這唯一例外的人兄是位自由解放主義者（libertarian），他反對幾乎所有政府。
這個讀書組將我視為通向另一個平行世界（parallel universe）的窗子，他們問：「你認識福音派的人，對嗎？」我點頭說是。「那你可否解釋給我們聽，為何他們如此反對同性戀者結婚？」我盡力解釋，但我所引用來自福音派領袖的論點，對這些書友並沒有多大說服力。
2004大選後，那位馬克斯主義教授開始對「右翼福音派」作出猛烈抨擊，他說：「他們都是受到憎恨驅使的——一種純粹的憎恨！」我提出，另一個可能性或者是恐懼，他們恐懼社會轉變，怕社會向著一個令人憂慮的方向移動。「不！那是憎恨！」他堅持，不尋常地提高了他的聲線，臉脹得紅紅的。
「你自己是否認識任何『右翼福音派』的人？」我問。「不太認識，」他有點尷尬地承認，雖然他說年青時的他，曾經認識不少。
我從這個讀書組知道，宗教看起來可以有多具威脅，尤其對那些將自己看成是這片信仰之地上的少數不可知論者（agnostics）[2]。他們傾向將福音派看為道德警察，企圖向那些不接受他們信仰的人，硬套上正當行為的規範。
幾個月前，我走訪了另一個城市，認識了三個男同性戀者，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基督徒，他們定時上教會，而且認真對待自己的信仰。他們跟我的讀書組朋友一樣，以同樣的眼光看現時的政治光景，只是他們的警覺性更為尖銳。「我覺得我們的處境，跟早期希特勒政權下的猶太人一樣，」其中一個說，「我們嘗試分辨現在究竟是1933年，還是1939年。現在我們應否通通逃往加拿大？這國家明顯不想要我們，而我相信大部份福音派都想看到我們給處決掉。」
我完全難以置信，回應道：「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在這國家裡，同性戀者比以前任何時間都享有更多權利，而我甚至連一個想處決你們的基督徒都不認識。」那三位朋友向我列舉一些例子：幾個州政府運用立法手段將原本賦予同性戀者的權利收回；他們又給我看了數頁針對同性戀者的挑撥言論，這些言論都是出自著名福音派政治活躍份子的。
我離開那場討論時，腦袋轉個不停，就像有時在大學讀書組的情況。為甚麼在同一個社會生活的人，對事情的感觀會如此不同？更令人不安的是，我們這些福音派信徒究竟做過些甚麼，竟然將「好消息」——福音真正的意義——搞得聽起來如此威逼嚇人？
在讀書組裡，只有一位朋友表示對信仰的事情有興趣。一個傍晚，約西跟我們談到他的姊姊，她是一個保守派的福音派信徒。她曾經是個濫藥成癮的人，保不住自己的工作和婚姻。「然後有一天，她找到耶穌，」約西說，「沒有其他解釋。一晚之間，她改變了。」
約西請我介紹一些魯益師、或其他能向他解明信仰的作者的著作。「我姊姊給我看過一些基督教書籍，但它們完全沒有說服力，」他說，「那些書就像為那些經已相信它們的人而寫似的。」我愉快地答應他的要求。
反思我們的對話，我回想起魯益師曾經作出一個區分：跟一個首次聽福音的社群溝通，與跟一個曾經擁抱福音、然後再大力拒絕它的社群溝通，是迥然不同的。魯益師說，討好一位少女，必然不同於討好一位已離婚的女士。前者喜歡聽吸引人的說話；後者則需要對方展示愛，以跨過那內心築起的疑慮。
同樣，我想，付出巨大努力去讓整個社會回復正常健康，可以是如此誘人的事——亦如此偏離我們首要的使命——尤其當這些行動把對方妖魔化（demonize）的時候。（畢竟，耶穌和保羅都沒怎麼表達過，要潔淨那墮落的羅馬帝國。）如歷史所證，尤其當教會和國家緊密聯合時，教會或許可賺得一個國家民族（nation），而在過程中輸掉那國度（kingdom）。
注：
[1] Philip Roth、Saul Bellow、J. M. Coetzee：一句講哂，大作家，普立茲奬或諾貝爾奬得主。
[2] 「不可知論者」：認為人不可能知道神是否存在（或不知道神是否存在）的人。
原刊於《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11月3日。參考：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5/011/19.128.html
*****
陳錦輝按：
當一個應以福音為使命的基督徒，其中一樣最困擾我的問題就是Philip Yancey所問的：為何福音看起來如此逼迫嚇人？這跟我所認識、那柔和謙卑的耶穌的道，確是截然不同。
近十年來，同性戀的議題更激化了這種討論。我身邊的基督徒朋友，不少都一樣激動，要不就很有使命地宣告對方陣營的罪，要不就很有使命地站在對方身邊，視對方為弱勢群體、「最小的弟兄」。我們都太自覺自己是聖潔國度、君尊祭司，只是自以為積極介入社會時，卻似乎失了方寸。我有這些感想，不因為我是完全冷靜、把事情看通通透透的旁觀者，而是我同樣跟不少人一樣，在這兩極中徘徊，有點神經分裂似的。
福音派這個詞原本頗有歷史淵源，也有多種指謂，可惜現在都似乎都跟美式保守福音派（Yancey口中的右翼福
音派，或不少評論家口中的基督教原教主義者）劃上等號。香港教會近年是否有點「美國化」了？其實我也希望見到，有基督徒學者走出來，不偏不倚地做一個有關美國保守福音派與香港福音派關係的社會學／神學研究。
小鳴兄電郵了一篇Philip Yancey的文章。Philip Yancey既是美國福音派信徒，也是說話有條有理的作者，在書樓可以見到很多他的著作，也看到兩三本中譯本，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一看。有點不情願，但昨夜還是一邊釣魚，一邊譯了這篇文草。這篇文章所論及的，跟香港的處境雖然不一樣，但應有可借鑒的地方。我不懂翻譯，所以譯得不好，只為有需要的朋友行個方便，有興趣的朋友盡可讀回英文版本。
看完Yancey的分享後，尤其結尾那幾段，想到作為信徒，介入社會政治時，最重要的還是忠於上帝福音那捨己的心。然而這個福音應是個怎樣的福音，會是我們一生反覆思索的問題。
在我們的文化裡，為何「福音派」這個詞對這麼多人構成威脅？
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
陳錦輝譯
差不多有十年了，我一直參加一個讀書小組，這個讀書組裡都是芝加哥大學的人。大部份時間，我們都在讀當代小說，當中我們比較喜好那些跟芝大有聯繫的作家（如羅斯、貝婁、柯慈[1]等）。這小組有一位馬克斯主義傾向的哲學教授、一位兒童發展專家、一位配藥學研究員、一位神經學家及一位律師。
我在這些聚會中感到驚奇，同一本書竟能激發眾多差天共地的感想回應。然而，談過不同想法後，客廳的對話幾乎總是回到政治議題上。雖然我住在一個支持共和黨的州裡，但幾乎所有我的書友都是自由民主派的，除了一位朋友——這唯一例外的人兄是位自由解放主義者（libertarian），他反對幾乎所有政府。
這個讀書組將我視為通向另一個平行世界（parallel universe）的窗子，他們問：「你認識福音派的人，對嗎？」我點頭說是。「那你可否解釋給我們聽，為何他們如此反對同性戀者結婚？」我盡力解釋，但我所引用來自福音派領袖的論點，對這些書友並沒有多大說服力。
2004大選後，那位馬克斯主義教授開始對「右翼福音派」作出猛烈抨擊，他說：「他們都是受到憎恨驅使的——一種純粹的憎恨！」我提出，另一個可能性或者是恐懼，他們恐懼社會轉變，怕社會向著一個令人憂慮的方向移動。「不！那是憎恨！」他堅持，不尋常地提高了他的聲線，臉脹得紅紅的。
「你自己是否認識任何『右翼福音派』的人？」我問。「不太認識，」他有點尷尬地承認，雖然他說年青時的他，曾經認識不少。
我從這個讀書組知道，宗教看起來可以有多具威脅，尤其對那些將自己看成是這片信仰之地上的少數不可知論者（agnostics）[2]。他們傾向將福音派看為道德警察，企圖向那些不接受他們信仰的人，硬套上正當行為的規範。
幾個月前，我走訪了另一個城市，認識了三個男同性戀者，他們都認為自己是基督徒，他們定時上教會，而且認真對待自己的信仰。他們跟我的讀書組朋友一樣，以同樣的眼光看現時的政治光景，只是他們的警覺性更為尖銳。「我覺得我們的處境，跟早期希特勒政權下的猶太人一樣，」其中一個說，「我們嘗試分辨現在究竟是1933年，還是1939年。現在我們應否通通逃往加拿大？這國家明顯不想要我們，而我相信大部份福音派都想看到我們給處決掉。」
我完全難以置信，回應道：「你怎麼可以這樣想！在這國家裡，同性戀者比以前任何時間都享有更多權利，而我甚至連一個想處決你們的基督徒都不認識。」那三位朋友向我列舉一些例子：幾個州政府運用立法手段將原本賦予同性戀者的權利收回；他們又給我看了數頁針對同性戀者的挑撥言論，這些言論都是出自著名福音派政治活躍份子的。
我離開那場討論時，腦袋轉個不停，就像有時在大學讀書組的情況。為甚麼在同一個社會生活的人，對事情的感觀會如此不同？更令人不安的是，我們這些福音派信徒究竟做過些甚麼，竟然將「好消息」——福音真正的意義——搞得聽起來如此威逼嚇人？
在讀書組裡，只有一位朋友表示對信仰的事情有興趣。一個傍晚，約西跟我們談到他的姊姊，她是一個保守派的福音派信徒。她曾經是個濫藥成癮的人，保不住自己的工作和婚姻。「然後有一天，她找到耶穌，」約西說，「沒有其他解釋。一晚之間，她改變了。」
約西請我介紹一些魯益師、或其他能向他解明信仰的作者的著作。「我姊姊給我看過一些基督教書籍，但它們完全沒有說服力，」他說，「那些書就像為那些經已相信它們的人而寫似的。」我愉快地答應他的要求。
反思我們的對話，我回想起魯益師曾經作出一個區分：跟一個首次聽福音的社群溝通，與跟一個曾經擁抱福音、然後再大力拒絕它的社群溝通，是迥然不同的。魯益師說，討好一位少女，必然不同於討好一位已離婚的女士。前者喜歡聽吸引人的說話；後者則需要對方展示愛，以跨過那內心築起的疑慮。
同樣，我想，付出巨大努力去讓整個社會回復正常健康，可以是如此誘人的事——亦如此偏離我們首要的使命——尤其當這些行動把對方妖魔化（demonize）的時候。（畢竟，耶穌和保羅都沒怎麼表達過，要潔淨那墮落的羅馬帝國。）如歷史所證，尤其當教會和國家緊密聯合時，教會或許可賺得一個國家民族（nation），而在過程中輸掉那國度（kingdom）。
注：
[1] Philip Roth、Saul Bellow、J. M. Coetzee：一句講哂，大作家，普立茲奬或諾貝爾奬得主。
[2] 「不可知論者」：認為人不可能知道神是否存在（或不知道神是否存在）的人。
原刊於《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11月3日。參考：
http://www.christianitytoday.com/ct/2005/011/19.128.html
*****
陳錦輝按：
當一個應以福音為使命的基督徒，其中一樣最困擾我的問題就是Philip Yancey所問的：為何福音看起來如此逼迫嚇人？這跟我所認識、那柔和謙卑的耶穌的道，確是截然不同。
近十年來，同性戀的議題更激化了這種討論。我身邊的基督徒朋友，不少都一樣激動，要不就很有使命地宣告對方陣營的罪，要不就很有使命地站在對方身邊，視對方為弱勢群體、「最小的弟兄」。我們都太自覺自己是聖潔國度、君尊祭司，只是自以為積極介入社會時，卻似乎失了方寸。我有這些感想，不因為我是完全冷靜、把事情看通通透透的旁觀者，而是我同樣跟不少人一樣，在這兩極中徘徊，有點神經分裂似的。
福音派這個詞原本頗有歷史淵源，也有多種指謂，可惜現在都似乎都跟美式保守福音派（Yancey口中的右翼福
音派，或不少評論家口中的基督教原教主義者）劃上等號。香港教會近年是否有點「美國化」了？其實我也希望見到，有基督徒學者走出來，不偏不倚地做一個有關美國保守福音派與香港福音派關係的社會學／神學研究。
小鳴兄電郵了一篇Philip Yancey的文章。Philip Yancey既是美國福音派信徒，也是說話有條有理的作者，在書樓可以見到很多他的著作，也看到兩三本中譯本，有興趣的朋友不妨一看。有點不情願，但昨夜還是一邊釣魚，一邊譯了這篇文草。這篇文章所論及的，跟香港的處境雖然不一樣，但應有可借鑒的地方。我不懂翻譯，所以譯得不好，只為有需要的朋友行個方便，有興趣的朋友盡可讀回英文版本。
看完Yancey的分享後，尤其結尾那幾段，想到作為信徒，介入社會政治時，最重要的還是忠於上帝福音那捨己的心。然而這個福音應是個怎樣的福音，會是我們一生反覆思索的問題。